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1]　

　　[内容提要] 毛泽东戎马生涯的非凡革命经历，使他的政治行为体现出较显著的“幸存者”心理情结。本文根据丰富的史料，对毛泽东晚年的政治举措进行了尝试性梳理，并通过对经常被研究者所忽略的常识性信息的再阐释，勾勒出了隐藏在历史运动表象背后的领袖意志之潜意识动机。这种对毛泽东晚年思想所做的心理史学和政治心理学分析，在我国同类专题的研究中，具有开拓性意义。

　　[要害词] 毛泽东 生命焦虑 死亡意识

　　引 言

　　曾子墨：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中共中心新闻网最近刚刚公布了最新版的《毛泽东传》，这本书对于毛泽东临终前的心理活动也有很多的介绍，书中非凡提到说对于死亡，毛泽东相当地坦然，而且早有预感。其实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毛泽东曾经多次地和死神擦肩而过，但是对于死亡这个话题，他却从来都没有避讳过。那么，对于死亡，毛泽东到底有着怎样的看法？他的死亡意识在晚年又曾经怎样地影响过他的政治决策？有关这些话题，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也非常荣幸地再一次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延中先生。

　　欢迎萧延中先生。欢迎您再一次来到我们《大讲堂》。我记得上次您在这里演讲的时候，给我们分析了毛泽东性格的成因，而今天我们要谈到毛泽东对于死亡的看法。我们也知道他一直都不害怕死亡，没有畏惧，这和他的性格成因之间，和他的个性有什么关系呢？

　　萧延中：在心理学角度上，这些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他对于死亡的看法，实际上是他人格结构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每个人有不同的生长的经历，这个经历塑造了他的人格。在深层的心理层面，必然关联到他对于死亡的看法。

　　曾子墨：毛泽东他本人对死亡不惧怕，他个人对于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理解呢？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还处于“文革”当中，当时大家就经常会说“毛主席万岁”这样的话，我不知道这和他对于生命的理解或者期盼有什么关系吗？

　　萧延中：这种联系在心理学上叫做“预期”。毛主席对于他将来迟早有一天“要去见马克思”，这是他常说的话，有很清醒的熟悉。他曾经多次说过：“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1975年10月1号，他老人家静静地在那坐着。据现在的回忆看，他那天没有读任何的书。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个手不释卷的人，不读书他受不了。但那一天他没有读书，而是坐在那静静地想，自言自语地说：“这可能是我过的最后的一个国庆节了吧？！”见此情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说，毛主席你不要这样想，我们都盼你身体好，能够万寿无疆。这样毛主席才说了上面的那样一段话。[2]也就是说，他对于个体生命的极限，是熟悉得很清楚的。

　　曾子墨：谢谢！那毛泽东在他生前喜欢听“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的口号吗？

　　萧延中：我觉得他喜欢听。

　　曾子墨：是每个人都喜欢听吗？

　　萧延中：从正常的心理的角度来说，谁都愿意多听好话，是吧。你可以容忍人家批评你，但在你心理的底层则是不兴奋的。从正常人的心理推测，他肯定希望别人说“毛主席万岁”。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怀疑他自己希望别人说“毛主席万岁”。只不过或许毛泽东想得更多，更深。他要鉴别，你说的那些“万岁”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说我万岁？所以，当有的人，像林彪，把“毛主席万岁”说到了极端的时候，反而引起毛泽东的高度的警觉，这是因为事情已经过头了，反而就不正常了。

　　曾子墨：您为什么要选择政治心理学这样的一个视角研究毛泽东呢？

　　萧延中：这可能是我个人对于政治学研究进路的一种体会和理解吧。一般来说，我们会把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放到政治制度、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的方面去，而注重到政治心理学角度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尤其在西方现在他们的政治制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以后，基本趋于稳定，有一套完备的机制，因此政治家在里面活动的余地很小，也就是说领袖的那种个人因素，在政治运作过程中给他们留的空间很小。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无论是谁上台，他都得按照这个规矩走。但是中国政治的状态与此不大一样。可以说，从中国古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在国家事务中，政治家本身的素质和他们的特点，对于政治的发展起着比西方社会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在研究中国政治的时候，能不能不要仅仅老跟着西方的政治思路去走？要不要正视中国的政治现实是什么？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像毛泽东这样的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人物，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是异常巨大的。既然要研究政治领袖的作用，那么心理分析就不能不成为一个视角。对于毛泽东这样的非凡政治领袖，就更是如此了。

　　曾子墨：就您所知，在国内外同行中曾有过同样类型的研究吗？还是这是您的独创？

　　萧延中：当然有，我可没那么大本事“独创”。有一段时间，大约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后期，政治心理学在国外很流行，或说很时髦。主要动因可能与二战中出现了德国法西斯及其领袖希特勒有关。人们要问：一个以理性而享誉世界的日耳曼民族，产出过那么多严谨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和大文学家的民族，为什么会成为那个样子？进入70年代以后，虽然政治心理学不再那样时髦了，也可以积极地说是更谨慎了，原因可能跟这些研究中的某些作品的主观臆断性太强有关系，这在精神分析学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这方面的研究，非凡是从认知路径的政治心理研究，不仅从未中断，反而更加深入了。在一本用精神分析方法研究毛泽东的较有影响的著作中，作者的第一句话就是“警告”，明确地告诉读者这只是一家之言。我想，我没有忘记这样的警告，也就是说，我认为政治心理学只是诸多的研究路径之一，而且它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探索没有意义。

　　曾子墨：萧延中先生这些年来关注到毛泽东的死亡意识，同时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那他取得了什么样的研究成果，非凡是毛泽东的这种死亡意识与他晚年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接下来，我想萧延中先生会在演讲当中告诉我们，我们掌声欢迎。

　　一位时时与死神对话的天才

　　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个不同平常的话题，就是“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