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或如何用两条腿走路

　　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换一种方式看待革命？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到底该用怎样的方式呢？

　　革命被视作消除对立

　　我想从对革命的传统熟悉说起。是什么样的熟悉呢？简言之，革命就是颠覆，无论是通过民主的途径，或是暴力的方式，若这两者都行不通，有序与无序并存。革命是阶级间激烈斗争的结果，旨在消灭异己阶级。正如巴伯夫所说，革命是为了创建平等的社会。没收剥削者的财产，造福于人民，代表人民的首先是一个新成立的国家，一种民主制度，从上至下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巴黎公社就是很好的例子。其次革命是以一种“协调的计划”代替盲目的市场力量，（通常采用新的货币单位，依据劳动力体能或劳动价值）。值得指出的是，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伊始，那个相对开放的时期，所有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讨论在这一“战略性后退”的阶段结束之后，就最终达到的目标达成了一致：实施一种可以决定必须生产的物品以及如何生产的经济政策。（其实，之后的事实证实这样的经济政策是不可行的，这是一种配给制的计划经济，由政治权力决定一切：不同等级的需求，优先的部门，分层次的奖励，价格，生产单位之间的运输等等）。

　　我们谈论的是社会的“ 有机观 ”，每一个生产单位都是庞大社会机器的一部分，用这种新的生产模式可以对抗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失业或阶段性危机的恶果。与“有机观”相对应的是劳动的“社会连带组织”。劳动者在社会分工中占据位置，期待手工劳动和知识性劳动的分离。他们以为集体主义和革命服务为主要动力，“新兴的人”超越了个人的私利。人从此以理智作为向导，意识形态让位于科学，宗教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类进步的理想。

　　这在当时堪称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使曾经的历史都黯然失色，成为史前。人最终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一切的对立冲突都消失了：阶级对立与取消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政府的镇压与群众民主之间的矛盾，利益冲突与品德高尚的新兴人之间的对立，意识形态斗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现在西方普遍认为，这是一种乌托邦，脱离经济需求和个人与人际关系的现实，因此，会导致效率低下，专制主义，镇压，并最终失败。尽管这一论断已经灭亡，但还要指出，革命的尝试除了不可避免的错误和罪恶以外，也曾经历过胜利，至少在最初的几十年里，也有广大的群众参与。

　　这意味着，从某些方面，革命适应现实的需要，满足了种种需求（简言之，团体的需求，集体选择的要求，国家方针的一致，同时是普遍性的承载者）。一旦革命不再适应这些需求，成为空洞浮躁的言辞，掩饰歪曲长久存在的矛盾，革命就会黯然失色。假如革命只用一条腿走路，而牺牲了另一条腿，也会失去原有的光彩（概括起来，个人欲求，自主需求，文明习惯）。革命的理论是反辩证法的，意思是它旨在通过消除矛盾的一方来消除矛盾，这样可以避免任何的“分解”。

　　既然矛盾是不可超越的，发展就是将否定辩证法转化为肯定辩证法

　　我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人是矛盾的个体，不应怀着遗憾，逆来顺受，而应该从中找到行动的准则和希望的源泉。在此，我只想简要地论述一下。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论断出发，人是一个不断自相矛盾的主体，即使最小的决定，也会深思熟虑，对自己的想法提出种种异议。计算机从不会自相矛盾，动物能够做出决定，但似乎不能思考，而人却经常在思考着（除非事情异常紧急）。假如我们说只有人，按照精神分析的原理，有一种无意识（抑制本能），矛盾就会变得非常激烈——独立于所有理性行为理论之外的东西。弗洛伊德从中看到了人类悲剧的根源（本我和超我之间，生与死之间的永恒斗争），可这是与时代的悲剧性紧密相连，我们并不一定要接受这样的悲观主义思想。这一矛盾同时也可以解释幸福是不可能得到的。我们永远不能与自我相遇，除了难得的时刻，如快乐，痛苦，或者恋爱（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

　　假如矛盾位于灵魂的中心，我们不难知道人受到对立欲求的控制。我至少能举出三种不可缓和的矛盾，即前面提到过的三种。我再补充几句，不作具体的展开，也不分析其根源。首先是在个人内心，个人需求和团体需求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私利（包括利他主义的动机）和超越个人的团体归属（从家庭开始）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或者是竞争与合作之间的矛盾。其次，是加入限制型团体和大规模团体之间的矛盾。例如，作坊和办公室是关系比较亲近的地方（有低一级的工作小组），相对而言，一个单位，一家企业，它们都有自己的前景和利益，与企业、市场、或国家经济中的一个工作组的利益是大不相同的。最后，是植根于社会的作为个人的个体与作为政治主体，作为民主社会中的公民的个体之间的矛盾。比如，作为个人，我想要一辆马力大、速度快的汽车，作为公民，我要想到我的车不能让其他公民受到危害，不能污染环境。

　　但是，回到共产主义乌托邦，它似乎鼓励矛盾的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甚至要将其摧毁。集体中最重要的只有附属感，其余的只是小资产阶级或离经叛道思想的反映。这种方法也许可以走得通，非凡是因为这一政策符合亲密、平等的需求（只有看到苏联高速发展时期一致现象的重要性和社会进步的可能性，才能理解斯大林主义带来的凝聚效果）。但是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需求被严重损害，以至于偏离正规，如表现为野心勃勃，为时代所不齿的享受特权（限制放宽之后全面爆发）。我同样可以举例说明归属于不同集体间的矛盾，（社会规范使个人团结一心，这是社会有机理念的必然结果，但是受到行政干涉的经济使个人看不到行为的尽头，对结果也不感爱好，因此苏联劳动者的积极性逐渐下降。）以及个人需求和声称代表普遍的国家意志之间的矛盾，国家经常控制在一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政党手中。

　　法国左派内部的集体主义乌托邦转向

　　法国社会党很久以前从共产党中脱离出来，强调个人自由和议会民主。但是，在80年代，它一直致力于实现这样的政治主张，捍卫自由，却慢慢与私人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只是希望通过给劳动者更大的权利而能将其同化，可成效不大。“革命”党（包括那些想要深刻变革现有体制的人），看到苏维埃体制的失败及最终倒台，精神上受到巨大创伤，他们也不同程度地颠覆集体主义乌托邦，鼓励矛盾的反对方面。共产党的情况尤其非凡，90年代中期，它着手进行“调整”。它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开始为“新兴共产主义”而斗争。这一共产主义被定义为“建立在个人价值提升基础上的社会发展，称之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31号国会决议，2001年10月）。每个人应该“自我肯定”，“自我实现”，成为自己生命的创造者和艺术家。超越资本主义不应通过革命，而应通过小范围的改造，一种对体制的缓慢破坏，权利的侵占，实现“公有”，“共享知识和权力”。所有的重点都转向了个人，与团体的形式相左，被怀疑其本质是反动的。这样的言论始于极端自由主义，只是利用基督教个人主义的回声加以修正（个人尊严，社会公正）。它也许也会利用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提升个人，将个人从阶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